陈思诚拍了一部“很不陈思诚”的电影，这几乎是看过《10间敢死队》的观众共同的感受。这部投资并不大，也没有大明星和顶流的“小片”在点映后迅速积累起口碑，被认为是“五一档”颇具黑马态势的一部作品。
对于“特别不像”这个说法，陈思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自己没办法区隔到底哪个更像陈思诚，“我把所有东西都一览无余交给观众。其他电影是我的一面，这部是我的另一面，它们都是我，没办法剥离开。这一面，以前可能没机会展现给更多人”。
以下是陈思诚的自述：
这个故事要感谢王宝强。缘起是2018年，在他公司的一个饭局上，有位朋友言行举止不太像圈里人，我好奇一问，才知道他是干医疗相关工作的。席间他讲了自己真实的经历——电影里电梯工的故事、赵博文被逼着取精的故事、小小冰被父母遗弃的故事，原型都来自他分享的真实事件。听完后，我对病房里这些人的命运产生了强烈兴趣。2018年我就让编剧开始联系他介绍的医院、临终关怀机构的院长和病人，一点一点积累素材。但我一直觉得，这个故事不能脱离我自己。我最了解的是电影圈、电影工作者，所以我想把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认知，通过贾导和甄艾这两口子，包括后面出现的贾樟柯、管虎两位导演，都放进电影里，我最想说的话也在这个电影里。
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因为疫情之后，社会心态发生了转变。我觉得是时候将尘封多年的这个题材拿出来了。我个人认为，生命应该是更积极、更有力量地去面对。我希望这部电影给当下的观众，除了带来快乐和感动，更重要的是带来力量——不仅是面对生死的力量，还有面对困难的力量。
有人问，为什么用喜剧去讲一个看起来有点沉重的生命议题？其实拍电影和画画、作曲一样，是你想赋予作品怎样的愿景，它就自然而然地呈现。不是我让它如何，而是我当下的内心对生命、对生死的认知，就是勇敢的、积极的、向上的、轻盈的，所以才拍出这样的电影。我希望这种认知能伴随我到生命最后。我一直说，创作者和作品是双向奔赴的。这部片子在这个节点出现，算是我当下对生命、对生死的一次总结。
现在观众最需要“有劲儿”的作品，不管是什么劲儿，得能让观众的情绪被触动、被感动，或者肾上腺素被激发，而且得是新的，新的视听感受、新的话题、新的观念，都很重要。我后面的作品，包括现在这部《10间敢死队》，一直在尝试“新”和“有劲儿”这两个东西。
听说很多观众对饭局那场戏印象特别深。我或多或少会关注大家对行业的评价，这种自我解构、自嘲，其实各行各业都有。电影只是一个行业，和其他行业并没有太多区别。但现在很奇怪，大家不愿意严肃地探讨东西，更愿意娱乐化，在饭局上顾左右而言他，聊浅层的、八卦的。我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，大部分对我没有意义——我受不了，浪费时间。我只是把这种饭局的无聊放在了电影行业里，因为我最了解这个行业的话术。这可能是无解之症：大家愿意把真的东西交给未知的互联网，却不愿把真的东西交给当下。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信任。我没办法解决，只能用影视作品反映出来。
再说说选角。大红哥、蔡明老师、嘉丽姐，都是我特别熟悉的演员。我创作剧本时习惯先代入演员。王子川是我看过他的话剧后，一写这个人物脑子里就是他的形象——他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光环。蒋龙和张弛，我看过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，当时就觉得他们像我想象中的小兵和强生。这些东西没法寻本溯源，真是命运使然。作为导演，第一要务就是选对演员，通过角色让他们身上独特的光芒被看到。包贝尔的出现让饭局那场戏变得更生动。他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，我们那场戏在北电取景，属于巧遇，当天他穿着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T恤就来了。这些都是命运的使然。
去年3月，我闭关16天没有出酒店，和几位主创写完最后一稿剧本。完成后我难以割舍，好像没有谁比我更能把这个文本呈现出我想象中最后应该的样子。生死这个课题，我虽然用相对轻盈的笔触去体现，但它毕竟沉重，谁也不愿意没事就触及它，我甚至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触及它。所以不管这部电影是大是小，我决定不把自己束缚在“商业片导演”的标签里，而更希望达到随心所欲的自由创作心态。当把这些都抛开，我发现还是我最能把它拍好。
电影不只有好坏之分，也有真假之分。首先要做一个真人，对自己真实的世界感同身受，能够体恤、理解，更重要的是能重塑，这是一种能力，更要保持悲悯。不仅你要真，所有演员要真，所有参与创作的人也要真。这份真挚集结在一起，观众才能感觉到真，才能让更多的“真观众”出现。电影是一面镜子，同一部片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馈。我们要做一部真电影，得到真观众的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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